《知青生涯——土变陶》
题记“土变陶”：土代表原生态、自然性，陶代表历练态、人为性。中学毕业生本是土，是不谙世事的原生态、自然人，上山下乡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基本生存能力的人生历练，从生活中的“吃”到农活中的“难”，都是本真自然之锤炼，其中也贯穿着知青个人的主观奋争。陶之为器，于个人、于国家各有其用。古稀之年忆芳华，土变陶的经历是苦痛，也是自豪。我们与共和国同龄，我们与国家的艰难发展同行。
知青生涯土变陶（一）
龙口夺食的日子
【大势所趋，没有别的路可走。此行，此选，虽出于无奈，但也信心满满，毕竟我们才十八岁。】
准备出发
我们西安市六中的六九届高中毕业生近百人当年在陕西省商南县下乡插队。我和李凯林、潘维哲插队落户在商南县清油公社清油河大队三小队。这是我们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一排一排的大字报中精心挑选的结果。虽然介绍了许多生产队，写的也很详细，但我们大概是去商南县下乡的第三批学生，条件较好一些的生产队己被前几批去的同学占了先机，比较来比较去，也只能是筷子里面选旗杆。
下乡期间我们三人在一个队，左起：宋亚南、李凯林、潘维哲。1971年县运动会期间在县照相馆留影。
当时我们认为三队有以下优势:
1. 离公路近(交通应该好一些)，离清油河公社所在地也不远(靠近政府，办个啥事儿也许能方便些)。
2. 在清油河街面上(山应该不会太高，平地多一些，也热闹，总比去后湾那深山要强)。
3. 井水近，就在房后十几米处，也浅，一米多深(天天要打水做饭，能方便、省劲儿)。
4. 队上牛多，有十几头(牛多替人干活儿，人就轻松)。
5. 全小队有人口二百左右，人员成分复杂，贫农所占的比例不太大(这个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己经记不清楚了)。
当然也有不足，主要是大字报上显示前一年的工分值较低：一个全劳每天挣十分工，值三毛多钱。但我们不怕，就这样身强力壮的三个小伙子。当地人能活，我们也能活。努力干，总不至于吃不上饭吧!
大势所趋，没有别的路可走。此行，此选，虽出于无奈，但也信心满满，毕竟我们才十八岁。
豆蔻年华，西安市六中高69.2班部分同学下乡前留影，1969
一件丢人事
那是一个初春季节，我们三人决定去一趟试马寨，把晒的红薯干卖掉一些，好换点儿钱买煤油和盐，能省的都省了，一分钱也不会乱花，这两样实在是省不成了。
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当地的社员们日子过得更恓惶，能比吃糠咽菜强一点儿，红薯糊汤能不断顿有的喝，就很不错了。队上穷的叮当响，也没有钱分给大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也只能自己想办法。
清油公社所属的永青区政府在试马寨，那里有粮食收购站，也是全区收公粮的地方，走公路距我们队大约10里地。
在半下午的时候我们用队上的架子车拉了几袋红薯干顺利到达，一边歇脚一边等着过秤，我就在院子里瞎转。
转到大院左边时眼前突然一亮，发现大仓库里堆了好些刚收上来的红薯干。我们跟社员一样也基本上是一年到头喝糊汤，中午吃的那点儿食早就消化干净。没有菜吃，一切副食都奇缺，一年分给的那几斤油早就没了，把肚子干耗着，早饿的咕咕叫了。赶紧招呼他俩也过来吃点儿，大家分散进行。我们就在粮站工作人员的眼皮子底下“偷”着开吃。（必须交待一下，因为我们仨太能吃，粮食总不够，老是上季接不到下季。从队上借粮也非常不易，大家都明白那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我们也是要脸面的人，就只有每顿饭都计划着做，省着吃，决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这人没出息，一直对一切能吃的东西都敏感。忙乱中我又发现墙角儿放了几个大油桶，虽然都拧着盖子，但面儿上有厚厚的一层油，金黄透亮，凑近一闻，挺香！一定是刚收上来的香油！该我有口福。（当地的主要油料作物是芝麻，我们生产队每一个人每年能分得一斤油，知青按单身待遇，算一个半人，口粮、油等等都能多分半份，三个人四斤半。）没有多想，也顾不上别人，红薯干蘸香油，免费的午餐，真香啊!
试马寨粮站有几个从西安来的下放干部，不记得他们是哪个运动的牺牲品。（那些年运动多，一场接一场，名目繁多。都是整人的，动谁谁倒霉，互相整，人人自危，谁也逃不掉。）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会照顾我们知青，把红薯干的等级验到最高，不打折扣，一斤算一斤净粮。当时清油河公社的知青都知道。（也不知道那几个下放干部后来怎样了?应该谢谢他们当年对我们的关照）。
事后我还想过，在那个成天号召大家要斗私批修，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年代，公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一切私人利益，我们仨的运气咋那么好?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吃国家的红薯干没有被发現，被撵走?
有这些好心人罩着，粮卖得自然很顺利，大家高高兴兴往回赶。可没走多远，就覚得肚子一阵剧痛。我让他俩先走一步，自己跑到路边儿方便，反正路上根本見不到有人。拉出来的全是黄水，差点儿拉到裤子上，怪味难闻，还起沫。起来继续走，没走多远又是一阵剧痛，又赶紧跑到路边，开始上吐下泻，如此反复几次，只覚得天旋地转，头疼欲裂，肚子疼的更是要命，眼前一阵阵发黑，实在是撑不住了。凯临和维哲也发現不对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弄到架子车上，赶紧往回拉。途中我还叫了几次停车⋯⋯。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睁不开眼，也说不出话，昏昏沉沉下不了车。他俩费好大劲才把我弄下车，但站不住，靠他俩架着。房东发現了这个情况赶紧到跟前，还是他们有经验，可能是闻出了气味，马上问“是不是吃桐油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我赶紧点头称是。房东帮着烧了一锅开水，还往里撒了一大把绿豆，说能解毒。凯林架着我，对着门前的一片空地，维哲一碗一碗地给我喝绿豆汤，喝多少吐多少。現场腥味难闻，那个味道我至今都能记清楚。
也不知喝了多少碗，就这样一边喝一边吐，一锅绿豆汤喝完了，止住了吐。由于脱水严重，人处于半昏迷状态。只记得我一只左手被凯林拉过肩膀架着，他另只右手抓住我的腰，还说了句：“亚南，你的腰我已经能一把攥住了。”
在大家的照料下，躺了几天后我就能勉强上工了，记得队长还照顾我了一段时间的轻活儿。
“大学生”吃桐油的事件一下子流传开来，成了队上社员们很长一段时间的笑柄，也成了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想起来也有过后怕，当时完全是靠着年轻的生命力硬挺过来的，假如要再严重一点儿，事后处理得不够及时，不够得当，说不定能脱水丢了小命？那时候除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就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县城医院太远，去不了。
从那以后，我对桐油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无论啥地方有桐油，不用看見，只要一靠近就能在第一时间闻出来，从未失过手，比狗鼻子还灵。
我们是“十分劳”
很快，真正的夏收开始了。我们三队的地分成许多块，有几个小块的平地比较近，在清油河街的后面，大部分地分布在河对面的山坡上，远的要沿着羊肠小道爬上爬下走很远。路很窄，大部分是顺着山坡，只能背背篓，挑担子也可以，但绝大部分路的一侧是坡坎儿，一不小心就会碰到担子后面的东西，就曾经发生过挑粪水时把后面的桶碰翻，人仰马翻，狼狈不堪的事情。
每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摸着黑割麦子，为的是趁着晚上的潮气收割，麦粒不易脱落。太阳一出来就干别的，这安排很科学，确实减少了无谓的浪费。接着是扎成大捆儿，用钎担一扎挑起来直接上麦场，中途可以换肩，但始终不能着地，因为挑起的麦捆是穗朝下，一着地麦穗就碎了，这是不允许的。大家都在一块儿干活儿，在路上也是前后相距不远，没有人敢偷懒，只能是跟着队伍走，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担麦子是强劳力的活儿，都拿最高的十分工。因为我们仨也拿十分工，不能示弱，全部冲在第一线。
在这里顺便交待一下关于工分的事情。
那是我们刚到生产队，队上开会说要给我们评下工分，评的结果是给我们仨最高分，十分。我们知道拿十分工必须是队里的强壮劳力，农活儿还得样样都会干，我们初来乍到，啥都还不会干，那怎么行？所以坚辞不受。僵持到最后队长说：你们現在实际应拿八分，但上面有话，要对知青有所照顾，体現在工分上就再加二分，算照顾分，必须得这样才好向上面交待。话都说到这份了，我们也就只能谢领了。
我们自覚有愧，本来就已经增加了队上的负担，增人不增地，抢吃了大家的饭，現在又多抢了大家的工分！感谢之余只能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干，要对得住这十分工。
每担麦子重约百斤以上，我们仨都缺少这方面的锻炼，一天下来首先肩膀吃不消了，红肿得老高，担子一上肩就像刀割一样疼。
人家社员的肩膀本来就有功夫，干起这活儿只是累点，再说人家还会用一根叫“搭杵”的辅助工具，用另一个肩做支点，一头别在扁担下面，一头用手向下压，以杠杆作用分担扁担重力，途中还能用来支住担子歇一下。换肩更不是问题，个个都会。但我们一样儿也不行，具体到我，就只会用右肩坚持到底。
我们给肩上垫上厚厚的衣服，甚至不顾社员们的笑话，给担子也缠上布条，再也无计可施了，只能咬牙坚持。第二天肩上的皮被磨破了，开始渗血，像火烧一样钻心地疼，我心里还想着，这应该就算是劳动改造了吧？我们也都明白，这个“劳动关”是必须过的，因为这是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三个都很清楚，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就是胜利，这就是考验你有没有顽强意志的时候。尽管有时候会留个＂心眼儿＂：尽量避开大麦捆，毕竟我们肩膀头还嫰。
静静流淌的清油河
龙口夺食的日子
好在能种麦子的地不多，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收完了。白天抓紧时间晾晒，翻场，用连枷把麦粒打下来，然后扬场，借风吹走麦皮儿，再然后就过秤，把麦子全部分给社员，记账，码麦草垛，天天干到很晚才能收工，每个人都是精疲力尽。
社员们要把分到的麦子再晾晒，挑选。队长亲自验收，把绝大部分好麦子收回队上，再组织人送到试马寨粮站交公粮(当地人叫纳大粮)。由于我们没经验，自顾不暇，就只分给口粮，交公粮部分饶过。
那几天啥活儿都急，都重，从后半夜起来开始割麦子，每天天黑以后很晚了才收工，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跟本歇不过劲儿来，我们算是领教了什么叫“龙口夺食”。
虽然我们的日子过得很仔细，平时也总是省吃俭用，细水长流。但那几天就顾不上这些了。每天体力透支，肩膀还流着血，为了能坚持住，就不能太亏了肚子，再说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老做饭，（须说明一下，大部分家里都有妇联会可以提前回家做饭，我们三个光棍没这待遇，就显得时间格外紧。）
就烙了一摞大锅盔，烧了一大锅开水，那几天就吃锅盔，喝开水，又省时，又省力，反正本来也没有菜吃。社员们发現了大为惊讶！“面粉怎么敢这么吃？太太奢侈了，太不会过了！”并一再告诫我们：“秋粮下来还早得很，就这么点儿麦子，吃完了要挨饿的。”
社员们说得一点儿没错，当时国家统购粮食主要收小麦，包谷、杂七杂八的粗粮要得很少。麦子和玉米是我们队上的主要粮食作物，但交公粮时麦子交得多，玉米交得少，所以交完公粮麦子就所剩无几了。生产队百十户人家，就没有一付蒸笼，因为根本就吃不起馍，一点儿可怜的麦子除了一部分间隔着糊汤吃顿汤面条儿以外，其余的都做成挂面，只有来了重要的客人才给你下一碗，自己从来舍不得放开吃。
社员们的劝告至诚，至善，因为没多久，这话就在我们身上应验了。这是后话。
虽然我们在小学、中学时也去西安郊区关中农村拾过麦穗，割过麦子，但那只是帮忙，学农劳动而已，同我们参加这样的夏收有着量和质的区别。昔日少年时那种对麦熟的期盼，焦急的等待，收割时的兴奋，与在山区农村当知青担麦子时流着血的肩膀相比，不能同语而论。后者给我们的记忆永难磨灭。
也因为这几年的朝夕相处，风雨同舟和患难与共，使我们仨的关系虽历经半个世纪，不减不衰，亲如兄弟，已经远远超出了“同学”一词所包含的内容。
知青生涯土变陶（二）
蹭饭历险记
【惭愧的是，一直到离开生产队，我们都没把借的粮还给队上，不过，队上欠我们三人的一百多块工分钱，也就算了，生产队实在是没有钱。】
老杨的故事
我们插队的清油河公社有一位分管知青的干部，大名杨新华，我们都叫他老杨，主职是公社文书，名符其实，他善写东西，文笔好，说话诙谐有趣，很健谈，大部分知青都和他熟。
志愿军战士杨新华
老杨个头不高，四十来岁，是西安人，家在西安市东门外，是位抗美援朝回来的老兵。可能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就被分到这秦岭深处。好在他是个心胸豁达，随遇而安的人，携妻生子，安营扎寨，小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主管知青的公社文书杨新华和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大名解君颜，个头几乎和老杨一样高，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和善的人，整天乐呵呵的。关于她的名字，老杨有过一个解释：妻子出生后取大名时，父亲很重視，专门为这个女儿请了一位比较有名的先生。先生果然不负众望，在询问清楚家中概况后说得有条有理，有因有果，最后对女儿的父亲说，虽然这些年你家中境况多有不顺，常感心境烦乱，但这个女儿的降生定会使你的家庭兴旺发达，一解你心中的所有阴霾，使你心清气爽，笑口常开，就叫她“解君颜”吧。因为这个名字的来历生动有趣，就被我无意之中牢牢地记住了。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待人热情大方，一个家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杂而不乱，谁去都会感受到温馨。她是老杨当之无愧的贤内助。
老杨家的五朵金花
老杨家共有六个孩子，老四杨笶丹是男孩，刚刚出生才几个月的老六是男孩杨卫宁。其余是四个女孩，大女儿杨丽娜有十岁多点儿，二女儿杨丽群，还有杨丽虹，杨丽明。小孩子们岀出进进，忙着、玩着，闹着，屋子里生气勃勃，充滿了欢乐。
凭心而论，我认为老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知青们是尽力照顾的，虽然管知青也是他的职责，但他的所做所为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了“职责”二字的范围，这也是我想写这段文章的初心，我对他心存感激。
我们上山下乡来到商南县的这些西安六中学生，尽管大部分也都是来自城市里的普通人家，但城市和山区农村的差异之巨大，在那些年是有目共睹的。正在我们以少年之志努力学习，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时，却被粗暴地打断，全体辍学，撵到各个穷乡僻壤，不是去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而是背道而驰去接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近乎原始的耕作以求得勉强裹腹的所谓“再教育”，去向更缺少文化知识的人去学习知识，还被冠以名不副实的美称“知识青年”。
世界在进步，而我们却在倒退，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同时我也对“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有了新的领悟一一就是要大大地革文化的命。具体到我们这些学生，不就是叫你放下书本，回归农耕吗?
唉呀，不好意思，扯远了。还说老杨。
老杨家在清油河街上，离我们三队不远，全公社的知青大多数去过他家。不一定是去办事儿，大多数是去闲谝。老杨见多识广，能谝地很，和大家都合得来，有时谁刚好赶上了饭点儿就被留下蹭饭。还有时去他家才发現没地儿坐，去的人把炕都坐满了，热闹地很。有一次知青们聚在他家闲聊时，他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到現在我还记忆犹新。
那是我们还沒有来清油河插队之前的事儿。老杨因父母有事回西安，在西安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其间坐公交车时注意到有的人拿一个小红本儿给售票员晃一下，就不用再买票了，老杨不由心里一动。
那几年正盛行全民学“毛选”，“红宝书”满天飞，“老三篇”、“语录本”等各种小红本儿数不胜数。当时的口号是“随时随地学"，“活学活用"，“立杆見影"，所以几乎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两本。不仅普通老百姓，就连周恩来、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时也是人手一本，从不离手。
老杨是脑袋灵光的人，心里合计这“文化革命"就是厉害，"老三篇"看来是可以当乘车证用了？他不再多想，立即效仿。
再一次乘车时老杨不慌不忙，一本正经地向售票员也出示了小语录本，然后就想去就座，沒想到售票员沒有理睬他的举动，叫他买票。他很奇怪，也不服，“我明明看見前面有人晃一下语录本就行了，为啥我不行?欺负我是外地人?”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气这一问，倒把女售票员给逗笑了。“看来你还真是个外地人，来、来、来，你看看这是啥？”售票员叫过来一个刚才晃过小红本的人，把小红本往开一翻，“你看清楚了，这是啥？”老杨一细看才发現，小本儿里夹着一张坐公交车的“月票”，这才恍然大悟，自觉尴尬不已。一边儿补票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还真是从山里来的，几年沒回西安了，世事变化太快，脑子跟不上趟儿，这回想着要跟上形势，咋又弄过头了?”
他的这个小故事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一下子就和知青们把距离拉近了不少。
那些年县上每年总要开几次“三干会”（县、公社、大队干部）或“五干会”（县、区、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向各级大、小领导传达上面的各种精神，换句话叫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按理说这种会我们知青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们什么领导也不是。可每次县上有这一类的会时，老杨会想方设法也弄些名额，让尽量多的知青也去参加，正当理由是，叫我们多参加学习，紧跟形势，多接受些“再教育”。记得每次去了还特意为我们专门制做一个白色的纸条子，宽约一寸，长约四寸，上书“列席代表”四个字，别在胸前，挺扎眼的，显得名正言顺。以我们的身份、资格，明明是来混饭的，怎么胸前别个大条子在会场上出出进进，在县城招摇过市，却一点儿不觉得不好意思呢？别人怎么想的我不好说，我是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脸红的，可能是人穷志短，也就没有什么虚荣心，脸皮就厚吧？我是把这个条子当成饭票用的，有了它就可以免费就餐。
我有幸“列席”过几次这样的会，住的是县上的大礼堂，地上铺麦草，自带被褥。虽然是脏乱不堪，有很浓的各种味道，晚上经常有老鼠在大家身上路过，跳蚤、蚊子就更不用说，但这算什么，絲毫不影响我的愉快心情，为什么？一日三餐吃得好呀!首先顿顿都有菜吃，还有大蒸馍，米饭……，更不要说每天还有三毛钱的误工补贴，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好事？白吃饭，还挣钱？记得有一次可能是列席“三干会”吧，竟然住进了县招待所，不仅住的好，吃的更好，早上甚至吃过几次豆浆油条，每人还发一个煮鸡蛋，别说在西安时我家的生活条件达不到，比起我们在生产队自己做的饭，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再加上每天都能在县城逛逛，那叫一个“美”！要知道清油河距县城有四十多里，除了来开会，我们哪有机会进城?
至于开会讲了什么？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儿，要是说实话那就三个字：“不晓得”。又没打算当队长，操那心?
那年头流行“学毛选”，各行各业都要推选各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是政治任务，没有哪个单位敢不积极，别看这不打粮的事儿，比实打实干活儿重要得多。在这方面老杨也是不遗余力，发挥他能写、会写的优势，尽可能多地从本公社的知青中往出推选。功夫不负有心人，老杨的眼力加上“积极分子”的努力，搞的是风生水起，涌现出了好几个高级别的“代表”，一时间名声大噪，光辉四射。说心里话他们曾令我十分羡慕，并深感惭愧，觉得自己实在难以望其项背。虽然这几位同学得到了不少实惠，可以经常在外开会，巡讲，交流等等，吃得好，住得好，不干活儿还有误工补贴，还得到了不可小觑的政治资本（这是能给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大大加分的）。比我们在队上劳动的这些人高大太多了，天壤之别。但细想起来，那年代这是主潮流，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他们毕竟是当时的佼佼者，总得有人去“代表”。他们的出现，他们的努力，毕竟实际上大大地提高了整个知青队伍的名声和地位，潜移默化地给全体知青带来一些便利和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由衷地感谢他们，他们也付出了劳动，而我们曾经受益。
我们这些来插队的穷学生们，被迫远离熟悉的城市来到这陌生的大山沟，举目无亲，孤立无援，谁的心里不悽凉？真是不幸，但却有幸让我们碰到了老杨，他像黑夜里的一束光，寒冬里的一盆火，曾经给以我们这些无助的学生光明与温暖，是真正意义上的“雪中送炭”。
几十年过去了，只要我想起下乡插队的那几年，眼前就会浮現出老杨的音容笑貌。你是我心中的贵人，谢谢你，老杨!
蹭饭历险记
春夏之交，正是一年中生机盎然的好时节，而我和凯林、维哲却在天天为吃饭发愁。
大部分社员家都是有老有小，有农会(男劳力的称呼)，有妇联会(成年妇女的称呼)，但分口粮却是按人头，不管你吃多少，再加上他们过日子有经验，也比我们更能吃苦耐劳，自留地也种得好，虽然是一年到头喝稀的，却还到不了断顿儿的地步。相比之下，我们就不行，三个都是特能吃的小伙子。我们比起别的知青点吃得也差些，因为他们还有女同学搭着。
我们仨都会做饭，当时有大致的分工，凯林主管，一顿饭挖多少面？下多少红薯？拌多少糊汤？都由他计划和掌握，相比之下他擀面条、烙锅盔的技术要好些，自然是义不容辞。
但麦收前的那几天谁也计划不下去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中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开始还能向队上借点儿，队长明知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但好心的队长也不忍心看着我们挨饿，每次都给秤一点儿。粮食就是命，没有哪个社员能借出队上的粮食。我们被高看了，感谢善良的队长。
借粮这事儿，一般都推维哲出面，他办事儿考虑比较周到，脑子也灵活，事儿能办得更好一些。其实还有另一个我们当时并不是太懂的因素，按现在的话叫“颜值高”，适合攻关。在我们六九二班他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假如我去能借出五斤包谷，他去一定能借出十斤来。
队上仓库的粮食眼看也没有多少了，我们也实在张不开口了，肚子饿的前心贴后心，没力气，不想动，干脆不上工，就在家睡觉，硬扛!
这终究不是个办法，第二天三个人一商量，走！到别的知青点儿去混几顿饭去，过一天算一天，眼看着麦子就要黄了，等不了几天了。当然，要去找的也都是好朋友、此前也来我们这儿串过门、混过饭的。
第一站先去涧场二队，找四班的王卫国和俞启宏，我们比较熟，相距也不远，向北走二、三里路，过了公社就快到了。他俩和另外两个女生在一个队，张玉梅和肖西玲。走到了才知道肖已经招工走了，去了洛南“72号信箱”，张玉梅借调到县上展览馆当讲解员去了。我们仨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这也是两个小伙子，能有余粮？果然他们一听我们的来意就笑了，说：“你们找吧，只要找出能吃的东西，咱一顿吃完。”结果真叫人失望，只翻出多半抽屉碗豆，细看里面有一半还是老鼠屎。卫国说，“实在是对不起，嫌不？”我们哪有资格挑肥拣瘦，饥不择食，把老鼠屎拣出后就都煮了，不错，每一个人分了半碗，总算是垫了个底，起码心不那么慌了。
下来咋办？都没啥吃了，咱一块儿到耀场沟的知青点儿去混饭吧？找谁呢？李天福吧，他名气大，我们也都和他熟。
说走就走，四、五里路，中午就到了。見了面大家都很高兴，一谝才知道女同学都回西安了，就天福和另一个男生刘金良在家。谝了一会儿他俩犯难了，原来他们刚才已经检查过了，仅有的一点儿糊汤根本就不够这几个人吃，这可咋办?
记不得是谁出了个主意，山坡上有大片的包谷己经可以吃了，不如就煮嫩包谷吃吧?这真是好办法，就这么办!
天福他俩不宜去，负责煮没问题。先挑水，烧火，我们几个出动就行。临出门天福还说：“走远一点儿，注意隐蔽！”我们一个一个出门，分散上坡，那叫一个利索，一会儿每个人都用衣服包了一包回来了。下来就简单了，关好大门，水早就开了，大家动手剥皮往锅里扔，好家伙！满满的一大锅。没一会儿，满屋子都是包谷的香味儿。谁也不用让谁，甩开腮帮子啃，那叫一个痛快。
我也记不得吃了几个，肚子吃得饱饱的，锅里的还没吃完。
原来吃饱了就没有打算走，回去也没啥吃。先谝，谝够了再说。可是一个同学发現的新情况马上把一切全打乱了。
不知道啥时候我们大门口被几个当地的民兵站上岗，把住了，再从窗户朝外一望，大吃一惊，门前的屋场上坐了约有百十号人，从社员们的吵吵嚷嚷中和队领导们的高声吆喝中才弄明白，闯了大祸了!队上有人发現“大学生儿”偷了队上的包谷，大队集合了民兵和社员，要在这门口的屋场上开現场会，批斗我们。
那年头爱开会，啥事儿都开会，开批斗会也成了习惯。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记得有句话这么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你想想，把人斗人当成乐子，人还会有安稳的日子过吗?与现在的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社员们爱开会，不管啥会都积极，不干活儿同样挣工分，还落个政治觉悟高。各级领导更是乐此不疲，都是组织开会的行家。工分不值钱就与这有关，谁都知道，开会能打粮吗?
大家很快统一了意见，不能等他们布置好了堵门抓我们。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跑 ! 咱人少，又不占理，先跑到公社再说。
李天福自告奋勇愿意打头儿领大家往外冲，全体随后跟上，事不宜迟。
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李天福。他是个大个儿，一米八几，从小打拳练武，一般的两、三个人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他是个很实在的人，为人也很仗义。他是打篮球的高手，参加工作后更是单位和县上的出类拔萃者，曾经被选拔到商洛地区篮球代表队，参加了陕西省地、市间的比赛。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宋亚南（右）和李天福在商南县运动会期间合影，1971
天福可能觉得自己义不容辞，这符合他的性格，遇到危险就当仁不让。果然不错，当我们猛地拉开门往外冲时，民兵们猝不及防，天福不负众望带着我们一下子就跑出了屋场。
我们几个都能跑，那些民兵被远远地甩到后面，根本追不上。我们一口气就到了公社。刚好杨文书在，看到我们都气喘嘘嘘地上气不接下气，忙问怎么了？我们三言两语就说清了原委，这时有几个跑得快的民兵也赶到了，其中有大队长。没有等大队长多说什么，老杨发脾气了：“学生娃没粮吃，肚子饿了吃队上几个包谷，你们就要开会批斗?还背个枪撵这么远，没王法了?你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啥人?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甭说是你，出点啥事我都负不起责。”大队长一下子就被说蒙了。老杨又说：“你回去给社员解释一下，这几个学生留公社来处理。批斗会得是开上瘾了？谁都敢批斗，还想干不?”老杨转脸又对那几个民兵说：“背地枪还跑这么快，你几个知道这干的是啥事儿不?还不快走，等着我表扬呢?”一听是这话，几个民兵赶紧乖乖的跟着回去了。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没有想到的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公社及时发現了这个问题，马上给有插队知青的大、小生产队长开了会，要求关注知青的吃饭问题，不能叫断顿儿，小队实在没粮就大队想办法，一定不能再出啥问题，这是政治任务。
从此，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惭愧的是，一直到离开生产队，我们都没把借的粮还给队上，不过，队上欠我们三人的一百多块工分钱，也就算了，生产队实在是没有钱。
自留地的故事
我们下乡插队的年代国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生产小队就是最小的农业集体单位，农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来自生产队的分配，一般不允许私人拥有土地。原先有诗曰:“……分田分地真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在战争时期特殊环境下的策略，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国家也不允许个人发展经济，一旦发现有人搞小动作，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但还有一点儿例外，就是生产队还给社员们分一点儿自留地，说是菜地，作为生活补充之用，其实绝大多数人都种了粮食。不例外，我们仨也分得了两块自留地。
那时候大家都生话艰难，收入少不说，什么东两都缺。粮食凭本儿定量供应，如果想在饭馆吃碗面条，买个馍，光有钱买不来，必须得有粮票。买布要布票，油要油票，其他还有棉花票、肉票、豆付票……，多了去了，离了这些票，你就没法儿活。
那时中苏关系交恶，互相攻击，社会上流传很多谣言，比如苏联逼债，等等，不一而足。记得还有一条，苏修攻击我们说，中国人民穷得四个人穿一条裤孑，根据是那一年政府只给老百姓每一个人发了两尺布票。谁都知道，二尺布是做不了一条裤子，一家要是刚好四口人，八尺正好能够一条裤子，帐倒也没算错。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政府并没说这布票是用来做裤子的，而是说发这二尺布票是叫你买布用来打补丁用的，咋样，有水平吧?
那年头可能是因为国家太穷，所以提倡的是越穷越光荣，越像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才穿新衣服，所以穿新衣服遭人鄙视。我就有过这感觉，所以爱穿旧衣服，尤其是带补丁的衣服。我还爱晒晒太阳，尽量把自己哂得黑一些，甚至希望把手和皮肤弄得粗糙一些，像劳动人民，觉得才光荣。还记得小学有篇课文《陈秉正的手》，描写了真正的劳动人民，手像钢爪一样坚硬，又大又粗，曾令我十分羡慕。
社员们的日子过得普遍比我们强一点儿，虽然有多种因素，但会种地很重要。当然我们当时是很不服气的，心想我们能把地种得比他们还好。社员们那真是把自留地当成了宝贝，有点儿空儿就去弄，把地照料到极致。人勤地不懒，自留地一家比一家种得好，单位产量远远超过生产队的大田。
给我们分的自留地一小块儿在房后，很近，是平地，我们用来种菜。我们种了葱、茄子和莴苣。另一块儿大的在清油河对面很高的山坡上，站在街上远远地能望见，要走到跟前却很不容易，小路陡峭，崎岖不平。地很贫脊，一半是土，一半是碎沙石，干巴巴的，只能种红薯。
每年我们都抱着希望从门前的河里挑着水，咬牙坚持着挑到地里，精心地种上红薯苗，但由于浇水太费劲儿，下来就全靠天了。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过收获，秋季到挖红薯的时候爬上去，地里长着稀稀拉拉的秧子，拔起来一看，只有根，没有红薯。竹篮子打水一一 一场空。
房后的菜地在凯林的带动下我们进行了深翻，还狠狠地上足了底肥，几样菜也种得有模有样儿，长势不错。我们想起来就去拔草，浇水。葱种得最好，先挖了几条深深的沟槽，把葱苗栽到沟底，一边儿长一边儿培土，最后谷底变成了谷峰，长出了长长的葱白。
当地的农民种葱跟其它菜一样，种平地上，因为他们习惯只掐叶子吃，不在乎有无葱白。这个主意是潘维哲出的，他说见过关中农民都是这么种的。不愧是老潘，点子就是多，还懂这个。
说起老潘，那还是在初中时开始这么叫的，也不记得是谁起的头儿，一直沿用至今，当然現在倒是名符其实了。
这个称呼我另外还有个很深的记忆。
“文革"时期全国学生都停课了，有的在忙着闹革命，有的就成了“逍遥派”(大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不被“革命”就不错了)。我们是后者。我常去找维哲玩儿，一进他家院子就习惯地大喊:“老潘!老潘!”维哲父亲一边儿忙不迭地回声:“来了，来了”，一边儿掀开门帘儿往外跑，一碰面儿把我弄个大红脸，如此两次以后我才长了记性，去他家时再不敢这样叫了。我们的“老潘”只能在外面叫。
地里的菜虽然长势不错，可是都长起来后才发现，除了莴苣偶尔煮面条时能用得上，葱和茄子不知道怎么吃?因为没有油，没办法拿来炒菜。后来草就长得比菜还高，谁也没有心思再去管了。直到后来招工离开生产队的时候，我还特意到自留地去看了看，在荗密的杂草中，还能看到茄子在顽强地生长着，几垅葱还深深地埋在土里，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的运动盛会
这几天我们在生产队干活儿的知青们，大都处于兴奋和期待中，为什么？因为公社给大家传达了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县上要举办一次运动会，愿意参加的到公社报名。谁愿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毫无疑问，一古脑儿全报了，只等着区上的选拔了。
我们到生产队不久，就成了真正的农民，拿什么样的工分，就干什么样的农活儿。基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需小小的说明一下，不是日出而作，借用一下古话而已，实则每天天亮之前就下地或上山了，距日出至少还得半个时辰)。一般下午收工后再吃完晚饭，天就全黑了，待不了多大一会儿也就该睡觉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再说也要省着点儿煤油。而社员们都比我们睡得更早，熬灯油也更少。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真不该叫生活，活着而己。
据说有过一个调查，问为什么偏远的农村，尤其是大山沟，老百姓穷得不得了，家里的娃还多的不得了，家家一堆娃，吃不上，穿不上。娃越多家越穷，家越穷娃越多，恶性循环。结果答案是，山区农村大部分不通电，文化很落后，比不得城市和交通好一些的地方，日子过得极其乏味，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穷得又熬不起油，天一黑只有早早上炕睡觉，结果你说………。这该怪谁?
商南县农村就属于这种情况。当地政府很负责任，意识到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减轻农民负担。于是县政府号召，凡是家中已有几个孩子、不愿再生育的育龄妇女做绝育手术，由公社派拖拉机来回接送，并派出民兵一路护送到县医院。手术不仅免费，术后还给半个月的假期，队上按出工照记工分。由于宣传力度大，条件也优惠，很受大家欢迎，符合条件的妇女也都纷纷响应。因为孩子多拖累大也是农民们深感头痛的问题，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措施。有一段时间三天两头有拖拉机往县上送人。全国性的计划生育运动大约十年后才开始，而当地政府却早早下了手，回想起来是有远见的。咋说到这儿了？咱还说正题。
区上很快就下通知了，凡报了名要参加运动会的，都到区上参加选拔，不用说，大家都像赶集一样三三两两往区上赶。永青区在试马寨，距我们清油河十里地，但大家都走小路，能近一点儿，翻过两座山就到了。到了区上听领导一说才弄明白，运动会分两部分，前一星期是田径比赛，后一星期是球类比赛。两段加起来大约半个月时间。好家伙! 这么长时间，太诱人了!
我从小就野惯了，家长都忙着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我，我就跟巷子里的伙伴们疯玩儿。当时除了有时间，玩的条件也好。我家住大南门里的德福巷，同住一个巷子的大小伙伴多得很，光后来上到六中的小学同学就有张居仁、陈兴学……，女生何淑惠、李宝英等(当然，跟女子娃是不玩的)。
我们班同学在下乡前的肖像
每天除了上学，一有时间大家成群结伙就去爬城墙，翻到环城林上树拔槐花，拔榆钱儿，捅马蜂窝，下城河游泳，抓鱼，钓青蛙，逮蛐蛐儿……，啥都干，有时还去农民的菜地偷吃黄瓜，洋柿子，甚至跑到西北体育场的果园偷吃过苹果、桃。别的成绩不显著，倒是练就了一身的闲劲儿，能跑能颠。
记得在六中时如果有赛跑的项目，班上的4x1O0米接力赛就有我一个，第一棒潘维哲，第二棒权小平，第三棒郑学利，最后一棒是我。
由区上各机关和西安来的几个下放干部组成了一个小班子，一位区干部带头，负责选拔各项目参赛人员。先定参加田径的人员，我和维哲报了4xl00米接力跑，凯林报了竞走，其实他是个武林高手，摔跤项目经过专业训练，在西安时曾经把几个街道上的小混混摔得人仰马翻，俯首称臣。选拔组的领导不敢小觑我们这些西安市来的知青，也相信我们，同时也把话说的很明白，咱这儿地方小，条件有限，有些项目没法儿测试，大家量力而行，自已报了就算数。
我还报了扔手榴弹，带队说，这个太简单，报得人也多，得比试比试，挑一下。他把人带到一大片空庄稼地前，一个一个上前扔，每一个落点插上一根小树枝。有两个扔的比较远，用皮卷尺一拉，46米，一问才知道，都是复转军人，怪不得，练过。该我了，鼓足劲儿助跑几步，奋力一扔，眼看着手榴弹远远地越过最前面插的树枝，几个人跑过去一量，超过扔得最远的将近20米，惊呀之余还有疑惑，因为那两个转业兵又高又壮，整个儿比我大出一圈儿，看起来强壮得多。领队赶紧又拿过一个手榴弹递给我说：“来，再扔一个，叫咱再开个眼，部队上能扔出50米的人很少，像你这都够上当标兵了!”。扔了一次我心里已经有底了，使劲儿又扔了一个，比前一个还远一点儿，这下大家服了。领队特别高兴:“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两下，就你了，争取到县上给咱拿个奖牌回来!”皆大欢喜。
下来我和凯林犯愁了，咋样才能参加上球类项目比赛呢?这可是一个星期的好日子，非同小可。潘维哲乒乓球打得好，已经被选上了，李天福不用说，篮球队的主力，更不用说董红满，直接就是区蓝球代表队的女队队长。乒乓球我和凯林都不行，班上打得好的记得有薛望、范六零、张大雄等。篮球打得好的有买志良、李永荫、宋迎祥等，反正都是大个儿的专利。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热心观众，最多能算爱好者吧。还记得女生也有跑得比较快的，接力赛好像有陈晓民、许淑兰灬灬，记不太清了。陆永霞好像体育方面没啥特长，但是歌唱得特别好，主要印象来自于在学校时的一次大型演出，她担任主唱和领唱，当时的场面在我的脑子里无形中定格了，忘不掉了。
老天饿不死瞎家雀，笨人有笨福。领队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还要组建一支足球队，谁行就来报名。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儿又没有足球场，没法儿试，啥会踢不会踢？嘴上说会就会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先报上名，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没一个客气的，剩下的全报名了。
区领队可能也有错觉，以为这些大城市的学生，自然会踢足球，就全要了。可外人咋会知道，西安市六中就没有足球场，这些人没一个会踢正规足球的，都是冒牌。
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别提有多高兴了!
大家日思夜想的运动会如期举办，在大家三五成群地背着行李赶往县城的路上，还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当时没有啥交通工具，因为缺钱也都没有坐车的习惯，可走到半道的时候，发现后面上来一辆卡车，上坡车速也不快，维哲反应快，决定扒车。为了不让司机发现，打算从后面上车。他先侧身让过车箱，然后从后面快速起步，准备去抓卡车的后箱板，没想到路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泥水，再加上用力过猛，第一步就闪了一下，把右大腿肌肉拉伤了。偷搭顺车失败，腿还疼得不行，第二天举行开幕式时想向领队请假，但是怕被怀疑目的不纯，因为十几天的饭票己经领过了。无奈，只有坚持比赛。
这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同学大聚会，不光我们清油河，还有下乡到本县富水公社的许多同学也来了。县政府很重视这次运动会的举办，开幕式搞得很隆重，领导们还讲了话，一切都安排的井井有条。
会场设在县城关中学，因为只有那儿有个大操场。教室都腾出来住人，一律打地铺，我们几十个同学住一个教室。还记得挨着我一边儿睡的是老板(大名孙玉安)，每天晚上同学们兴奋得唾不着觉，五马长枪，天南海北谝得那个热闹，真叫痛快，过瘾!
还得说说伙食，对我来说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知青们在生产队的生活怎祥?这是不言而喻的，连粗茶淡饭也达不到，基本没有菜吃，没有啥副食，油少的可怜，几乎是红薯糊汤一年喝到头儿(具体到我们队，糊汤能喝到头儿都是奢望)。繁重的农活儿极其乏味，单调的生活，还有远离故乡，举目无亲的凄凉，是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的共同写照，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同学之间也就是最亲近的人了。
运动会的伙食在我们眼里那就相当于过大年，八菜一汤，鸡鸭鱼肉，米饭、大蒸馍尽饱吃，比在西安家里过年吃得还好。我觉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前一阶段的田径项目中，我和维哲同区上的两名选手跑了4xl00米接力，凯林的竞走也同我们一样，没有名次。只记得区上的一名选手“老业”在竞走比赛中拿了第一名，是穿着草鞋走的。听区上的人讲，“老业”是个天生的竞走人才，稍微受过专业指导，就脱颖而出，总能有所建树，还代表商洛地区到省上比赛过。他是个很有特点的人，只习惯穿草鞋，别的啥鞋都穿不惯。
原来我报的扔手榴弹被取消了，改成了掷标枪，我虽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与名次无缘。标枪我从来没摸过，拿到手里就别扭，使不上劲，怎么可能扔得好？我尽力了，问心无愧。凯临擅长的摔跤项目别人都不会，没有提上日程，不然光是这两个项目，我们队就能拿两个冠军。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要能在这儿继续吃饭，不是我欠吃，没出息，我自认为大家的心思也都差不多。只是辜负了区领导对我们的厚望，真是对不起他们。说到底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们，高看了我们。谢谢他们，都是善良，厚道的好人。
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眨眼，田径项目的比赛就结束了。许多没有球类比赛项目的人，包括我们一部分同学在内，只有打道回府了。我们是幸运者，可以继续过好日子。心中窃喜，无以言状。
虽然说我们谁也没有把比赛看得很重，但毕竟要上场子，脸面还是要顾的。不过无知者无畏，不就是用脚踢个球吗？想着也没啥难的，只是大家都不清楚足球比赛都有啥规则，这些得赶紧学习一下。不能去问别人，怕露馅儿，只能旁敲侧击，同学间互通有无，把各自能懂得的一星儿半点儿往一块儿凑，总算弄明白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以及前锋是干啥的，后卫是干啥的，各人都往哪儿站，负责多大区域，等等。最难的是弄懂了什么叫“越位”，这是足球特有的规矩，篮球没有。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我们永青区足球队的运气不好，一抽签，第一场就对阵县联队。人家县联队是啥水平？都是从县上各机关选出来的内行，起码是踢过比赛的(后来也是本赛事中的冠军得主)，听说人家队伍里还有几位体院毕业的体育老师。
我们心中暗暗叫苦，这不是明摆着要用鸡蛋碰石头吗?那还能有个好？到这会儿还有啥说的，硬着头皮上吧，愿上帝保佑。
比赛开始了，大家各就各位。嚯! 阵容倒不含糊，清一色的精壮小伙子，到底是大城市来的，个个气势不凡，如猛虎一般，引起全场一阵骚动。
事后得知，当时的绝大多数观众都着实为县联队捏了一把汗，看来这些西安市的“大学生”来者不善，怕是要叫县联队好好喝一壶了。
事后还了解到，当时那些县联队的队员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只怕是碰上硬茬儿了?要在全县人民面前丢脸了?
不知有没有，就怕一出手。一开球，我们这边的队员个个龙腾虎跃，扑向对方，拼抢凶狠，大约混乱了没有几分钟，突然形势逆转，被人家不知怎么搞的一脚把球踢进我方球门，再开球大家复仇心切，拼抢更凶狠，几乎全部压上去，各自的身份和站位瞬间不复存在，完全没有了章法，阵脚一乱被对方队员连连钻空子，打了几个空门。
上半场在混乱中结束了，赶紧总结教训，争取在下半场把输掉的三个球扳回来。大家都不服气，再战!
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下半场还是不如人意，按说好的策略以攻为守，加强各自的站位。可执行起来却是不易，为什么?比如上去抢球吧?那就得离开自已的位置，球是满场子飞的，抢到啥时候该往回撤呢?不去抢吧，光防守等着挨打?那更不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每一个队员，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是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再说技术方面，那就没法儿提了。我们几乎就没有踢过足球，想当然而已，还真是把这球给小看了，一踢才知道根本不是想得那样简单。好不容易抢到球跟前，飞起一脚，本想着当然朝着对方球门的，球却不听话，飞得不知去向。有时候刚巧有一个好球，用尽全力踢过去，不知咋搞的，没有踢上，还把人闪的够呛。全场下来，我虽然是跑了不少路，却就踢了三脚，就有两脚踢空，腿根子疼了好几天。
有一个同学特别卖力，我记不清楚是谁了?他在对方门前抢到一个好球，可能太兴奋，也太用力，狠狠的一脚踢过去，球和鞋一块儿飞出去老远，还把自己弄了个人仰马翻，浑身是土，那狼狈样顿时把观众逗得笑成一团，真是把人丢大了。
这场实力悬殊的球赛很快就结束了，虽然是尽心尽力了，问心无愧，结果却惨不忍睹，七比零。其实应该是六个，有一个乌龙球我觉得不该算在数内，混乱中也不清楚是谁干的?弄到自家门里去了。技术如此，有啥法儿?
虽然是球踢的烂，输得惨，太不如人意，但若换个角度看，其娱乐效果和造成的影响却是空前的，足以让商南人民记住我们。現场的加油声、喊声、笑声连成一片，那热闹的程度，套用一个词就叫“欢乐笑翻天”。就算是我们知青用真情给商南县人民奉献的一场精彩演出吧。大家开心就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我们就是奔着友谊来的。
这场运动会过去了两年多以后(我后来在本县的铬矿工作)，还有一位城关中学的老师问我(他是当年县联队的队员)，你们当年的那场球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是不是都不会踢足球?我如实相告，确实不会，就没有踢过球。主要是想着来吃运动会的饭。我们在生产队不仅生活艰苦，单调，思想也苦闷，一直生活在被遗弃的阴影中。吃得实在太差，连像样儿的糊汤有时都没得喝。经常做梦都是在吃馍，吃席，忙活了一晚上也没吃到嘴巴里，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梦醒了。这位老教师对本地农民的生话状况了如指掌，同情地说，确实苦了你们这些西安娃了。
继七比零那场球赛后，我们又踢过一场，好像四比零吧。屡战屡败，真是无奈。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哪里是来比赛的，我们是来聚餐的，是来改善伙食的，所以败球不败兴。
再说一些我不能不说的后话。大概是以此次运动会为主因吧，我们一些同学的运动天赋崭露头角，比如李天福、吕春芳、董红满，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商南篮球界几乎无人不哓的篮球明星，他们头上耀眼的光环不仅照亮了当地的篮球界，也促进了商南体育运动的发展，自己风光无限，也给我们全体在商南下乡的知青挣足了面子，使我们引以为荣。
应该感谢他们当年的辛苦努力和付出!
半个月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儿了，运动会要结束了。再遗憾也没有办法，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们互相告别，依依不舍，大家又要到并不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了。
还记得在闭幕晚会上我还和凯林表演了小节目，对唱《智取威虎山》的片段，凯林唱少剑波，我唱李勇奇。
还有一句后话，给我们三人发的十来块钱误工补贴，保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煤油和盐的不间断。
在下乡被“再教育”的那几年，这次运动会就像是我们的一次盛大聚会，一个重大节日。其时间之长，伙食之好，同学们同吃同住之热闹，大谝特谝之尽兴，玩儿的之痛快，绝无仅有，令人难忘!
知青生涯土变陶（三）
我与红薯早有缘
【那些年我家粮本基本上都在别人家里转圈儿。最多时我家的粮食赤字在两个月左右，度过粮荒的救星就是红薯了。】
灶薪曲
我们在商南下乡的那几年，跟当地农民一样，做饭都靠烧柴禾，到后来才知道不光是农村，连县城也一样是烧柴禾做饭。因为地处深山，没有煤矿等其它能源，也只有靠山吃山了。
生产队分给我们仨一间队上闲置的小仓库当卧室用，套内面积约有十平米，刚够摆下三张单人床。由于本来不是住人的房子，所以没有窗户。两扇小木门关上后到处是一指宽的缝隙，不过这刚好能透气，不然那么小的空间里三个人睡一晚上，还不把人给闷死了。虽然透风，冬天很冷，但能忍住，因为风力有限，没有窗户不对流。还有一间厨房，比卧室要大一点儿，门口就对着灶口，烧火的人就坐在门内边儿上。灶台和一张架起来的大案板占去了房子三分之一的面积。房上应该是顶棚的地方架着一层包谷杆，上面可以堆放红薯干一类的东西，通风透气不会坏。但缺点是方便了老鼠偷吃，有红薯干堆在上面的时候，天天早上一进厨房门，就能看到地上有一层从上面漏下来的被老鼠啃过的碎红薯干，干瞪眼没办法，只有卖掉一些，然后和老鼠抢着吃。
不知为什么，当地很少有猫，只有少数人家养狗。小时候曾听到过这祥的说法，由于狗忠诚老实，还有些死心眼儿，能吃苦，适合待在农村，而猫聪明，脑子灵活，吃不了苦，所以适合住在城里，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我们的厨房是生产队社员刘叔腾给我们的，离我们住处很近，相距不到十米。
烧柴禾的锅灶很有特点，跟我在别处見到的都不一样。大锅是死的，固定在灶台上，这一点跟关中农村的一样，但烧法不同，不用风箱、扇子之类，而是用吹火筒。一根竹筒中间打通，一头儿钻个小眼，猛一看就是一根笛子，只是吹不响。这东西很管用，经常离不了，但也得会用。我们知青大部分开始不太会用，一不小心就把头儿烧着了，用不了多久就得换新的，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灶还是比较先进的，中部有铁箅子，烧柴禾用，下部有进风口，同时也是漏灰的灶坑，灶坑口是可调的，如果需要较长时间的小火焖煮什么难熟的食物，可以先用大点儿的硬柴把锅烧开了，然后堵住通风口，根据需要少留点儿缝隙，利用剩余的火炭慢慢烧。而在需要硬火时则放开进风口，堵住进柴口，利用烟囱向上拔火。灶上的烟囱一直通到房外面。整个儿灶的表面都习惯涂成棕黄色，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为了耐脏，还是这种颜料来得容易? 一直没把这个原因弄清楚。
刚到队上时做饭主要是靠烧麦草和包谷杆，因为我们啥都没有，场上只堆着这两样能烧的东西，也就没有多想，还有些理所当然。我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一无所有，生产队就是我们的家，不烧队上的，烧谁的? 总不能叫我们吃生的吧?
可时间一长发现不太对头，因为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有人说麦草和包谷杆是队上的，集体的，大家谁也不能动，我们知青不能例外，不能搞特殊。还说包谷杆是留着喂牛的，让我们这么烧，以后牛不够吃怎么办？听起来也有道理，是得想想办法，这不是长久之计。
凡事儿只要一上心，办法很快就有了。我们发现穿过公路，清油河的下游，离我们队三、四里远的农田里，躺着一个很大的没有人要的树根，可能是修地时费了大劲儿挖出来的，因为又大又重又没用就放着不管了，看样子起码也撂了一两年了。我们仨专门去看了看，这家伙躺在山坡下几块农田之间的一个土坎儿上，三个人心中窃喜，这不就是个活生生的大干柴吗？弄回去还不够咱烧个一年半载?
说干就干，趁着有一天收工较早，借了队上的架子车直奔而去。沟沟坎坎不好走，没路的地方就从田里硬往过拉。这都不是事儿，三个小伙子，抬都能把车抬过去。
兴冲冲地到了跟前一动手，才知道坏了，跟本抬不起来这个大家伙，心里暗喑叫苦，这可咋整？只见树根的底部陷在土里，支楞八叉，形状怪异，足在二百斤以上，抬不上车怎么办?三个人鼓捣了好一阵儿还是不行。
维哲突然想出了好主意，把架子车俩轱辘卸掉，平放到坎下，三人一起用力，硬是把树根给翻了上去。
得交待一下这架子车，车架底部中间位置固定有一根钢管，两个轮子各有一截约20厘米长的轴，用车时从两边儿一插即可。生产队的架子车平时只保管卸下的轮子，架子就靠在库房外的屋檐下，像个梯子似的。
只要树根上了车，剩下的就好办了，俩人抬高车把，一人把两边儿轮子插上，大功告成!
往回拉的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正是人们吃晚饭的时间，不管是不是路，反正也看不清楚，硬拉就是了。遇上地软，轮子陷进去，或是上个土坎儿，实在拉不动，就凯林在前，我在后，维哲专门用手扳轮子。同心协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弄回来了。暂卸在房边儿上的一块空地上。时间掌握得刚刚好，神不知，鬼不觉，这个大树根就算是我们的柴禾了。
第二天，我们借了房东的大斧头，打算先把这树根破碎了，堆到厨房慢慢烧。没想到一斧子下去就发現小看这家伙了，怎么了?根本不吃硬！这可能是个老柿子树的根，使尽全力砍一斧子，人家纹絲不动。若是顺着木纹砍，不仅不裂开，倒是把斧子深深地夹在木头里，急忙也拔不出来，一点儿砍开的迹像也没有。三个人轮流上阵，弄得都是满头大汗，也只是砍下来边儿上的一点儿碎木屑。我们不由得心里嘀咕，这回算是遇上硬骨头了，明明是一块儿大肥肉，却吃不到嘴巴里？这树根同我们想像的不一样，木头再硬不怕，它有碴儿，顺着碴儿可以夹楔子，一点儿一点儿往开破，现在是前后左右都砍遍了，只有砍印儿，没有裂缝儿，弄得是老虎吃天，没处下爪。
几个邻居发現了，过来问咋回事儿?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大树根?我们如实相告，是在上游的地里发现的，扔了几年都没人要的。生产队长也过来问了情况，说我们这么干肯定不行，那不是没有人要，一定是哪个生产队的，从地里挖出来不好处理，又没法儿破开分给社员，所以就在地里扔着，这是集体财产，烂到那儿可以，私人不能动。
我们当然置之脑后，管他公家私人，总比烂在地里强，再说，不就是个烂树根吗? 这么难破，给谁谁还不一定愿意要呢!
万万没有想到，还真让队长给说着了。没过两天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说我们拉的是他们队的树根，他就是队长，已经把这事儿报告了大队，大队发话叫赶紧给送回去，就不追究了。真是窝囊，这么个破树根，扔了几年没人要的东西，还叫人告到大队了，再不送回去还不得给告到公社去?我们可不想把事儿闹大，我们是来插队落户的，说不准在这儿得待多久，不是想走就能走得了的，是孙子，谁也惹不起!
为了尽快平息此事，我们不敢怠慢，当天下午，还是拉回树根的那个时辰，我们仨悄悄的又把这个“祸根”送回了原地。
咱们知青都是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有些事儿还真把人给弄糊涂了? 公家的东西是东西，私人的东西就不是东西了?我拉走了生产队集体的东西，不得不承认，是我的不对。但“文革”时我们家被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抄查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已在“文革”前有了结论，完事儿了的。且不说没有抄出来任何“罪证”，只拿走了存折、现金，毛毯和一个挂鐘等等比较值钱的物品，跟本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打劫么! 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课本上的“土匪”和“无法无天”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有讲理的地方吗？公家到底是谁？人民到底又是谁？想收拾你的时候可以用“法”，想收拾他的时候又可以用“砸烂公、检、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人说什么好？我该相信谁？我就拉了个破树根怎么了?
我特别敬爱一位真正的伟人，邓小平。是他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拯救了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他解救了人民，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是我们全家，也是我的大恩人，是他的出現和努力，让我的父母重见天日，得以在晚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也一扫压在我心里多年的阴霾，心灵得以解放，逐渐回归成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正常公民。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们在队上那几年做饭时有个自然的分工，烧火主要靠维哲。可别小看这活儿，不是那么简单。有一段时间我们主要烧队上的麦草做饭，经常不得要领，尤其是遇到了阴天下雨，从麦垛上抽回来的麦草发潮就更难烧了。往往是一边填草一边吹，总是冒烟不起火，再加再吹，还是不起火，浓烟滚滚，呛得人泪流滿面，正在手忙脚乱地努力吹着，却突然“轰”的一声，火苗子从灶膛里窜出来老长，吹火的人头发、眉毛一下子就全被火燎了，赶紧用手打，但为时己晚，眉毛、头发都不能幸免。我都经历过几次这种情况。凡是烧过麦草的人，恐怕都清楚，不好弄。
烧火首先要会省火柴，练到只用一根火柴就能一次性地把火生着，因为在农村每一根火柴都很宝贵。其次是能根据需要掌握好火候，啥时候要大火，啥时候要小火，要会节省柴禾，用最少的柴禾把饭做熟。再者还要会烧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比如半干半湿的包谷杆儿，甚至狗骨头也能烧。（那是有一天刚吃完晚饭，厨房的门被轻轻撞开，钻进来一只白灰色的狗，一看就能肯定不是我们三队谁家的，不知道是从远处啥地方跑来的野狗。农民们说有的野狗偷吃猪食，可打可杀。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见过一点儿荤腥了，真应了一句话叫“穷凶极恶”，别怪我们心狠，怪只怪你进错了门。没有多想就套住了。当晚就煮好了一大锅狗肉，三个人没敢声张，美美地吃了好几天。狗骨头也没舍得扔掉，当成柴禾烧了。)
记得当地有一种树叫“木籽树”，特别好烧，甚至刚刚折下来的新鲜枝叶都能夹在别的柴禾中烧着，油性特别大。树叶形状类似女贞子树叶，绿油油的。也像女贞子结籽一样，结一丛丛的白色小硬籽，籽的外面包裏着一层腊，当地妇联会把腊收集起来弄成一坨，纳鞋底时蹭在线上用。此树木质坚韧，细密，是做案板的好木料。离开商南以后，我还在汉中地区待过约四年，至今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再见到过这种树。
有好烧的，就有不好烧的，或者说不敢烧的。其它队有个同学烧火做饭时不知怎么把漆树枝混进了柴禾里(漆树，尤其是干树枝不好认，吃它亏的人可不少，别说是烧，碰一下都不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也体验过，真遭罪)。第二天脸肿得有脸盆大，眼睛挤在一起睁不开，身上还有其它部位就不说了，奇痒！叫人坐卧不安。严重的要打针，吃药，直到流完黄水，收缩结痂，最后连痂带皮脱去一层，才算好，得美美地受半个来月的罪。不过脱过皮的脸要比美容的效果好得多，像刚刚剥了皮儿的煮鸡蛋，又嫩又新鲜。这当然只是说脸上部分，其它部位更是痒痒的出奇，直叫你哭笑不得，只能紧咬牙冠，也得把罪受够才能好，因为位置不好细说就不说了，谁挨过，谁知道。
我们每次做饭时维哲烧火都尽心尽力，一絲不苟。要么是饭好火灭，刚好! 要么是掌勺的说一声“好”，他马上把大点儿的柴撤出来用水浇灭，晾干下次再用，一点儿也不浪费。把节省柴火做到尽善尽美，是由于柴禾得来的太艰难了！我们仨砍柴的经历，几乎是一种魔鬼训练。
伐薪记
捡树根的便宜没干成，再烧队上的麦草或玉米秆也不合适了，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跟农民们一样砍柴度日吧！
砍柴可不是个小活。我们学不来当地农民见缝插针，得空儿就能翻山越岭跑个十里八里去砍一担毛柴回来。我们上山和砍小树枝的本事远远不如他们，担一担百十斤的湿柴走那么远的山路，那可不是好学的。附近山上能砍的柴早就砍光了，与其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挑一担湿柴回来，不如干一票大的，干脆跑得再远一些，拉几车干柴回来，最好一劳永逸，能管几年。
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基本上有了计划。顺着清油河街向北，连接着一条通往国营林场的简易公路，也就是原始森林的封山口，距我们有七、八十里路，实际上不用走那么远就己经没有人烟了，荒山野岭上因各种原因枯死的大树有的是，想砍大柴、干柴，就去那儿。
由于路途远，去一次得请假打整功夫，躭误挣工分不说，一般也不准为专门砍柴而请假，所以也很少有人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所谓的干柴、大柴，都是指干枯的树枝而言，不包括树杆)。
出发前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先借好队上的两辆架子车，把车胎都打足气。再把家里现成的黑面全部烙成锅盔(为了多出面粉，就少出麸皮，面就黑)，足够一天吃的，灌足了凉开水。我们预计，晚上出发，不慌不忙走到天亮，走个五、六十里应该是没有问题。找个合适的地方就上山，砍到下午差不多了就装车，马上往回拉，顶多也就回来的晚一些，那没关系，就这样!
傍晚天刚刚黑，三个人轮换着拉着两辆架子车，兴冲冲地跨着大步出发了。绝大部分公路都是沿着清油河蜿蜒向北，在这万籁俱寂的月光下，只有哗哗的河水声伴随着我们仨，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点儿都不觉得累，说到高兴处甚至还合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半道上发现路边儿一户人家的房檐下挂着一排正晾晒的柿砣，悄悄的上前摘下来两串，边走边吃，由于晾的时间还不长，特别稀软，味道要比做成的柿饼好得多。
走着走着天就开始麻麻亮了，觉得也走了不少路，差不多了。三个人都注意观察，很快就发现了一处不太陡峭的坡口，先派一个人上去侦察一番，不大一会儿就有了回音：“可以，上来吧!”我们把车子靠到路边，带上斧子和砍镰就往上爬，汇合后又继续往上。这时天已大亮，到了高处放眼四看，“哇!”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很多。只见密集的槲栎树林中果然有许多死树，东倒西歪，有的已经倒下了，有的倒在别的树上靠着，当然，也有比较坚强的，顽强地矗立着不倒，谁也不靠。看样子它们都是干死的，树根都露在外面。当地的山是石山，经长年风化后表面虽然有土层，但不厚，树木靠扎根在薄土下疏松石缝中生存，遇到大雨冲刷或刮大风，位置占据不好的树就很难生存了。不管这么多了，现在这儿就是我们的伐木场了。
此槲栎（huli音胡力）树当地人发音“花里树”，我们也跟着这么叫，其实在西安大家叫它青冈木，木质坚硬，用途广泛，也是烧木炭和生木耳的主要树种。树枝烧火好用，耐烧，当地的山上大多都长着这种树。
砍树这活儿想的和实际干起来不是一回事儿，不像砍活树，还能好一点儿，可现在是砍枯死的干树，难度大得太多了。尽管斧子在家磨的飞快，用力砍到树上才是个浅浅的小口儿，使再大的劲也砍不深，还夹斧头，实际根本也不敢甩开膀子抡，因为手生，没准头，怕砍空了会有预料不到的其它后果。只能是上头砍砍，下头砍砍，围着树转圈儿砍，按步就班才最有效果。这样一来就费时间了，别说太大的，就专挑小碗口那么粗的，一棵树不知道都得砍多少下? 双手很快就磨得全是泡，两条胳膊震得又酸又疼。
好不容易砍一棵，还得砍去全部树枝，因为按既定方针，我们只要树杆，这样好装车，也能多装一些，所以枝子全部放弃。
开始都干得猛，争先恐后，一刻不停地干，很快一上午就过去了。匆匆忙忙下去吃饼，喝水，歇都没歇就爬上山接着干。下午不如上午效率高，越来越力不从心，老半天弄不了几棵树，但谁也不敢停。 三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就叫“逼上梁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再苦再累也得咬紧牙关抓紧干。想想出发时的雄心壮志，要想给自己，给大家一个交待，眼下就俩字：拼命!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尽管是紧赶慢赶，紧锣密鼓地跟时间赛跑，可眼看着天马上要黑了，还没有运下去一根呢，这可咋办?三个人也已经精疲力尽，实在干不动了，天再黑些就不好下山了，无奈，先下山吧，明天再说。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山脚下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小的破庙，能背风挡雨的墙角儿还有干草。感谢上苍眷顾我们，赐予我们的住所，就是这儿了!
干粮没有多少了，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了，一顿吃完。顾不上腰酸背痛，满手血泡，倒头便睡。
高山峻岭间，群山环抱中，寂静得像与世隔绝一般，三个人都累坏了，连做梦的力气也没有了。
突然醒来睁不开眼晴，明晃晃的天己大亮，坏了!咋睡得这么死?赶紧先看架子车，好好的，两辆都在，虚惊一场。想来也是，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除了我们仨，鬼都不一定愿意来这儿过夜，谁还会到这儿来偷车?
没有吃的了，把水喝完，带上绳子就又上山，得抓紧时间。砍成的都是长树杆，没法背着走，前后都是树，挡得走不成，只有硬往下拖，想办法拖到坡边儿往下溜。树丛杂草茂密，地面凹凸不平，其实也溜不下去，就前边儿拽拽，再后边儿脚蹬手推，一根一根往下运，困难重重。每个人衣服，裤子都被树枝挂得稀烂，脸上，胳膊上，到处都划出血道道，我上衣的一只袖子也弄得不知去向了。难怪当地山民一年四季都习惯打着绑腿，成天上山下山，有多少裤子也不够挂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个人齐心协力不到中午就完成了任务，把山上砍成的树杆全部运了下来。马上装车，紧紧地绑好。好家伙！美美两架子车，都是三米多长，粗细均匀，整整齐齐煞是好看，每车都有千斤以上。那心里的滋味：酸、甜、苦、辣、咸!
三个人轮流推，拉，马不停蹄地往回赶，虽说是忍饥挨饿，但也进展神速。肚子越来越饿，身体发软，两腿开始打颤，头上直冒虚汗。实在撑不住就停车，到路边的河里喝一肚子水，喘口气继续走。坚持一阵子觉得不行了就停车再喝水，越走越慢，觉得水喝得越快饿得更快。坚持！再坚持！大家都记着凯林说的，人一下子饿不死，最多饿昏，但不能脱水，严重了就会送命。一路上都不知流了多少汗，河里水有得是，不能守着河叫人脱水，说出去叫人笑话。
真是祸不单行，正当我们忍着饥饿拼命前进，一辆架子车的轮胎“嘭”的一声爆炸了，把我们三个都震蒙了。这可咋办？还有少一半子路呢。正踌躇间维哲想出了办法：车轱辘不是活的吗？卸下坏的，用剩下的三个轮子来回倒腾，不就能继续走了吗？办法倒是能行，只是把人更累得要死。
这时候想啥也没用，能往前多走一步是一步。三个人先把一辆车拉出去一段距离，撑起来卸下一只轮子，装到后面一辆车上再拉过前面车一段，撑好了再返回，周而复始。
这条简易的公路是专为从林场往外运木头而修的，进山上坡多，出山下坡多。我们空车进山没有觉出什么，再出山拉着重车，加上饿着肚子，到后来那真是饥饿难耐，累得头昏眼花了。有时难免遇到有点上坡，那真是寸步难行了。在一段长坡的中间，往上拉第二辆柴车时，终于再也拉不动了，喊了两次“一、二、三 !”车子还是纹丝不动。我当时只觉得浑身打颤，头冒虚汗，别说推车了，要没有车帮子扶着人恐怕都站不住。凯林先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叫维哲赶紧找东西先垫住正要下滑的车轮，然后商量说，看样子咱都不行了，得重新想办法。前方远处的路边儿己经能看见有人家了，马上决定，撑好两辆车，先到那户人家去看看再说。
这户人家当时只有两口子在，约莫都有四十来岁，一问才知道这里是两岔河公社所在地，离清油河公社还有十几里路。这十几里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可望不可及了。我们赶忙说明情况，希望能得到帮助。男主人一听是下乡插队的“大学生儿”，又见我们浑身上下弄得如此狼狈不堪，非常惊讶:“为了打个柴禾，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并立刻动身去公社按我们说的给清油河公社打电话。女主人也答应马上做一锅面条，先吃饭!
我们仨则并排坐在灶台的一侧，靠墙歇着，都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汤面条做好了，女主人还往里放了莴苣叶子。他给我们仨一人盛了一碗，还说：“慢慢吃，烫嘴”。顾不上客气，也没有感觉到烫，一碗接着一碗往嘴里倒，女主人不停地给我们轮流盛饭，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喝面条的“吱溜”声。男主人回来了，说电话打过了，对方说马上来人接我们，我们赶忙道谢。正吃着女主人突然说：“没有了，面条吃完了”。三个人正一门心思，吃得满脸是汗，一听这话都一时愣住了，还没吃出是啥味道呢，怎么就完了？因为三个人一直坐着没有动，顾不上，也看不到锅里的情况。
这一停下才发现不大对劲儿了，先是感觉嘴巴火辣辣的疼，一摸，一看，三个人的嘴巴己经被烫得全是水泡，面目全非了。接着觉得自己肚子胀的厉害，像马上要炸开似的，叫人喘不上气来。我转头想说句话，却觉得嗓子眼里有饭要流到嘴里，马上不敢动了，这如何是好? 这时只听凯林小声说：“都不要说话，不要笑，也不要动，胃穿孔就完蛋了。”由于肚子都胀得要命，早己靠不成墙了，只能是静静的端坐着不动，屋里只有短促的喘气声。还听見屋外女主人对男人说话的声音：“快到路口去等着接人去，这几个大学生肚子撑坏了，一个人吃了七碗………。”
天黑以前，接应我们的同学赶来了，有王卫国、俞启宏、张玉梅、肖西玲、刘有荣、龚丽兰，不知道对不对？也记不清楚还有谁? 当时头昏脑胀，自顾不暇，已经任人摆布了。
是清油河公社的老杨接到电话后通知了他们，又互相转告赶过来的，还骑了一辆自行车带了一个架子车轱辘，几斤面也带来了，还给了那家好心的山民。
千恩万谢后，我们告别了这户人家，在同学们的搀扶下来到路边，他们已经找到了两辆柴车，七手八脚把我们都弄到架子车和自行车上，一车带一个。我是爬在一辆柴车上，到家的时候天都黑好一会儿了。
我们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了三队的社员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大学生儿”到山里砍柴去了，走了几天不见回来都在担着心，听到消息提着灯来帮我们卸车。我们仨己经彻底狗熊了，直接就躺到了床上。
那几天有同学来看我们，队上的社员也不断有人来探访，生产队长看我们弄成这样，也心疼地说：“这几天队上活儿不急，你们不忙上工，好好的歇几天。”
柴禾都竖着靠在屋外的一个墙角儿，好大的一堆。社员们来看了都啧啧称奇，说这那里是柴禾，每一根都是有用的木料呀！还是“大学生儿”有本事(其实所谓的木料并不能視为可以做傢具，不够尺寸。但也不同于一般的柴禾，可以用来搭屋子里的阁楼，搭猪圈，做架子车和锄把等等，总之是可用之材)。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有人来换我们的木头，他们用两捆，甚至是三捆柴禾换走一根，嘴里还直说对不起，亏了我们了。善良、朴实的商南村民。
大部分树杆被换走了，换来的一捆捆柴禾整整齐齐地在墙角儿码成高高的一堆。我们把剩下的树杆搬回厨房，在顶棚上架成一排。再后来，一直到我们仨被招工离开三队时，架在屋梁上的木头还有几根吧？没有被换完的，留下给房东作纪念了。
我与红薯早有缘
红薯是商南农民的主粮，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靠吃红薯。秋季吃刚收获的鲜红薯，冬季吃窖藏的鲜红薯，春节后煮吃晒干的红薯片。总之，红薯几乎是一年两到三季的主粮。我们也入乡随俗，如此生活。其实这对我也许不算太难，因为我在西安时就曾被迫把红薯当主粮了。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吃粮都是定时、定量供应的，每家都有一个粮本，家里几口人，每人定量多少，粗细粮搭配比例是多少，都写的清清楚楚。每次买粮买走多少细粮、多少粗粮也都有详细记录，本月有结余可以挪到下个月继续买，但本月买完了就要等到下个月的买粮日才能再买，提前一天也不行。由于那时家里买粮我是主力，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家粮本的买粮日是每月的6号。我每月的定量是27.5斤，到上高中时调高到每月定量30斤。
我家住在德福巷39号，向南走再向东拐一点儿，到湘子庙街口就是粮店，不远，也就是三、四百米吧。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粮总是不够吃，可能与我家男孩子多有关系?每月都是不到6号的买粮日就没有粮吃了，只有借。我家住的院子总共有6户，其余5户的粮我家都借过。先借人家的粮本买回来一些粮不至于断顿儿，同时要把自家的粮本拿给人家，到买粮日好让人家买走我们所借的数量。院子有两家经济条件好的户，愿意用两斤粗粮换买我家的一斤细粮。虽然我们要多吃一些粗粮，但确实帮了大忙，粗粮也是粮，总比没的吃强得多。政策规定粗粮占总数40%，估计我家要吃到60%以上。我们弟兄几个越长大越能吃，“半大小子，吃垮老子”，那些年我家粮本基本上都在别人家里转圈儿。最多时我家的粮食赤字在两个月左右，度过粮荒的救星就是红薯了。
说到红薯，当时的粮食政策是一斤粗粮顶5斤红薯，这是大家公认很合算的，尤其对我们比较缺粮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在有红薯供应的季节，我们从来都是竖着耳朵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打探到消息，争取不错过每一次粮店卖红薯的机会。弟兄几个我是老大，买红薯的任务也主要靠我来完成。天不亮就去排队，有时粮店开门前两个多小时就有人去排队了，可见当时缺粮的人家不在少数。冬天天亮的晚，我还记得有多少次我借着路灯排队，长长的队伍有时有好几十个人，一般早来排队的都能买得上。但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粮店来的红薯少，还没轮到你红薯就卖完了，白排一回队，没办法，只能叹口气，想着下一回要来的再早一点儿。
我家每次都买回大麻袋一袋，或者一袋半，好几百斤。弟兄几个或借架子车拉回去，或是一趟一趟往回抬，家长有时也参与，反正挺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我们还小。
运回来的红薯都堆到一个墙角儿，每天先拣不好的或有伤的吃。天天一顿红薯饭，一直到把这堆吃光为止。主要有两种吃法，小点儿的直接蒸着吃，大部分做红薯拌汤，往煮红薯的水里拌上点儿面粉即可。用细包谷糁拌拌汤的情况很少。西安粮店供应的大都是粗包谷糁，只能单熬着喝。
红薯作为商南农民的主粮，很重要的储存方法之一是靠薯窖。我们也不例外，队上给我们分配了一个旧薯窖。
在清油河对面的一面山坡上，顺着河岸有很长一段天然形成的土坎儿，像一级很长很大的台阶一样，我们三队的红薯窖一字排开，一家挨着一家，都挖在那个大台阶上。这块地是我们三队的，我们仨的大红薯窖正好正对着我们住的对面，刚好能看清楚。取一次红薯很方便，提个筐从河中的列石上走过去即可，但一次至少得去两个人，一是一个人搬不动盖窖口的大石板，二是一个人在下面装，一个人用绳子往上吊。由于很方便，一次不多取，怕冻坏。取出的红薯堆在厨房里，厨房到处漏风，跟屋外一样冷。
得说说这个红薯窖。由于红薯是当地社员一年中分口粮时占比例最大，也是一年内赖以生存的主粮，所以储存红薯是个严肃而又重要的大事情，这直接关系着一家人的饥饱。
我们仨的红薯窖是生产队去年刚刚废弃不要的一口老窖，就给了我们用。队上嫌这口窖已用了多年，每年洗一次，越洗越大，口部也有坍塌，就不要了，重新挖了口新窖。我们不会挖，就只有先将就着用。根据队长的吩咐，依照红薯窖要每年洗一次的惯例，我们仨也把窖认认真真地洗了一遍。其实所谓的洗窖就是要把窖里凡是表面裸露部分统统刮掉一层，全部露出新土层，我们知道这是个严肃认真的事情，打不得半点折扣，三个人整整铲了两天，最薄的地方也铲去一寸厚，光铲的土就堆了一大堆。万事俱备，只待窖藏红薯了。这样的认真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我们当年存储的红薯保存得相当好，不仅自己吃了较长时间的鲜红薯，还为生产队的种子薯立了功。
蒸煮红薯之前要清洗，把半篮子红薯洗干净本不易，特别是秋冬季天冷时，但其实我感到最快意的也是干这个活。我们的住地在河边儿，老乡教我们在河水里洗红薯的方法是：提一个缝隙比较大的篮子，装上红薯直接放到河水里，另一只手拿一截带根须的包谷杆在篮子里上下鼓捣，一边抖动篮子，河水的流动很快就带走全部泥土，红薯洗的特别干净，红皮基本全部被摩擦掉，显出红里透白，煞是可爱。即使冬天河面结有薄冰也可以这样洗，因为跟本就不用碰凉水，手是干的。
种植红薯的艰辛
红薯之所以是当地农民的主粮，是由于红薯的成长对土地条件要求不高，耐旱，坡地就行。但红薯的栽种却并不轻松，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每年开春到了快种红薯的时候，生产队首先就要各家各户把大水桶都收拾好，因为都用的是木桶，需要加固，维修，保证用时不出问题。并且把猪圈的肥料都起出来，运到每块儿地的边儿上，随用随取，还要组织妇联会前一天晚上把合格的秧苗准备出来，第二天用。
种大田红薯之前，每个生产队要根据所需要的用量把秧苗务出来，这是一项技术活儿，秧苗的好坏和数量直接关系每一窝红薯的长势和产量，进而决定每亩地的总产量。好种子才能长出好庄稼，足量、茁壮的秧苗是获得高产量的第一步。
选一块儿比较背风，向阳的好平地，厚厚地施上一层牛圈起出的有机肥，然后把从地窖里挑远出来的红薯整整齐齐地摆上一层，在红薯上再盖一层牛粪和土的混合物，然后就等着发芽。长到约20厘米左右即可，采集起来尽快栽到大田里，天天采，天天栽，直到大田栽完，秧苗也基本用完。
看似简单的务秧苗实际技术含量很高，必须由最有经验的老农指导进行。红薯一般选中等大小，品相不错的。伤的、坏的不用。因为大的留着食用或晒成干儿，当母种用有些浪费。而太小的又怕先天不足，出秧苗太少不说，还会影响到下一代发育不良，所以用中等大小的最好。至于该用多少种薯?什么时候开始务秧?如何防止烂秧和保证出苗率等等，都是靠经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种红薯虽比不上夏收龙口夺食那么紧张，但也不轻松，由于生产队绝大部分地是山坡，只适合种红薯。少数缓坡地和平地可以种点儿小麦、包谷之类，而小麦和包谷虽产量少却是交公粮的主力。交完公粮所剩无几，只够勉强过度一下。真正要吃大半年的主粮就是红薯，是重中之重。每个生产队也都十分重视，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队每个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作为"十分劳"自然是责无旁贷。最累的活之一，大约就是从河里挑水上山坡了。
到了要种红薯时，一部分人先把坡地垅成水平方向一条一条的，像台阶一样一层一层的直达坡顶，这是为了能在下雨时多挡住些雨水，保墒。一部分人在垅上按一定的间距刨出一个一个的土坑儿，并在每一个坑底儿撒一把猪圈肥作为底肥。这些活主要都是由妇联会来干，直到把秧苗栽上并填上土为止。下来就是我们十分劳的事儿了，每个人挑两大桶水顺着地垅沟走，由另一人每棵秧苗浇一瓢水，就算完成了种秧苗的任务。就这样一块地一块地，得干好些天，不管地多远、坡多高，都要从清油河把水挑到地里。每担百十斤左右的水，远的要走好几里地。都是斜坡小路，弯弯曲曲，一路上没有可以放担子休息的地方。说实在话，长这么大没有受过那个罪。一天下来肩膀就肿了，手一碰都疼的不行。晚上用毛巾凉水敷，第二天再接着挑，三个人互相鼓励着"再坚持几天红薯就种完了"，拿着十分工就得咬牙挺住，不能叫人小看了"西安娃"!
为了增加红薯产量，我们还经历过政府推广“红薯下蛋”的兴衰事。
当时根据上级指示，要推广红薯下蛋的新型种植方法。其做法是不用传统的栽种红薯秧苗，而是直接用小红薯块作种子，挖一个大坑，直径一尺五左右，深约二尺，坑底施足底肥，填土后上面直接栽一个有发芽点的小红薯块。经过小块地试种，这种方法确实比秧苗本事大得多，能够下一大窝大“红薯蛋”，每窝总重都在10斤以上。科学种田运动中期，县上为了鼓午士气，扩大宣传，还举办了科学种田成果展览。我们下乡在商南的西安六中学生，大部分都去参观过。有几个女同学直接就是展览会的主力讲解员，有张玉梅、张季梅、郝振荣、赵仲英、焦保芬。因为当时商南县是贫困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会讲标准普通话的人很少，这几个女同学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训练有素、声情并茂的讲解，不知倾倒了多少参观者。她们当年的风采，像一道亮丽的风景，大大地提升了整个展览会的品位，扩大了宣传效果，令多少人留连忘返，把展品看了一遍又一遍。
女同学村口留影，1970
我们在展览会上见到的最大的红薯蛋有28斤，像个大西瓜那么大，猛一看确实挺吓人的，我还专门用手细细地摸了一遍，心里想这个大家伙要是做成红薯糊汤，得够多少人吃一顿?
用传统的栽秧苗方法一窝红薯也就是结个三、五斤左右，看来还是红薯下蛋这家伙厉害，是个好办法 。
虽然各级领导开会提要求，甚至下硬任务必须种多少亩，等等，但最后却都成果不大，遭到了广大农民的暗中抵制，原因是试验田虽然成功，但实践起来却得不偿失，费工、费料、费地，总体上看，其亩产量还是赶不上传统的方法高。最后这个轰轰烈烈的科学种田运动虎头蛇尾，"下蛋"的事儿也销声匿迹了。
科学种田还有一个事是发明了一种药水儿叫"九二O"，抹到植物上能增产。这我倒是见过，抹到菜叶子上，这片菜叶就长得明显比别的叶子大。后来也不知所终，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啥问题?
收储红薯有讲究
收红薯是一年中最大的事情之一，战线长，时间久，东一块地，西一块地，一般挖的红薯装背篓后直接过秤、记数后就背回自家，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红薯弄出伤来难保存，自然就会多加小心。再者，每块儿地挖出的红薯质量高低不等，队长每天、每次安排哪些人，去挖哪块儿地，都有一定考虑，要好坏搭配，尽量做得公道些。别看一个小小的农村生产队，那队长要是没点儿真本事，还真干不了。
计划经济时期上级好像啥都管，每个生产队应该种哪几种农作物，每种作物种多大面积，占本队总土地面积的比例多大，都有计划、有规定，小队说了不算。因为土地有限，交公粮优先，一粒儿也不能少，所以社员要想吃上饭，就得尽量多种能高产的红薯，因为只有它适合在山坡地种植，产量也高，因此红薯自然就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主粮"。
挖红薯其实是个好活儿，我特喜欢干，并对每一窝红薯都有好奇的期待。这是个需要点儿眼力的活儿，挖前的瞬间就要估计出这一窝儿红薯的大致范围，一般是根据露出地面的秧子来判断，但也不全靠这一点，还真说不太清楚那感觉。如果判断失误，把人家小看了，一锄头下去，把红薯挖烂了，那是最丢人的事之一。也有鼓个大劲儿准备挖一窝儿大的，却叫人大失所望，出来一窝小的。要说也没啥大技术，只是在两边儿先各挖一锄，把中间孤立出来，中间抄底儿一锄往边儿上一翻，这窝红薯就暴露无遗了。一窝儿一个样儿，一窝儿一个惊喜，各不相同，都是我们的宝贝疙瘩。
红薯是用背篓背到场上，及时过秤分给社员，场上不留。收红薯与包谷不同的是要轻拿轻放，尽量避免任何损伤，连表层的那一层薄薄的红皮也别伤着，因为有损伤就难保存了，造成浪费。
及时把难以保存的鲜红薯刨成片并晒干，是收红薯季节最重要的另一件大事，因为这相当于给全年储存干粮。一旦薯窖的红薯吃完了或存放失败，就全凭煮薯干当饭吃了。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
我们仨第一次在生产队分红薯是个大丰收年，陆陆续续背回来好几千斤，那些天把人忙得团团转，经常跟社员们一样要忙到后半夜，甚至干到快天亮。干什么呢？晾晒红薯干。把分回来的红薯直接分类，特别大个儿的和有伤的分一类，晒成红薯干，好保存。把小的和一部分破损的堆在厨房一角儿，一边儿每天吃，一边儿根据多少把吃不及的蒸熟后，摆到屋顶上晒干，当地人叫"红薯妞儿"，好保存，不易坏，可以当干粮或零食，很筋道! 好吃 !
晒红薯干儿的工作都是当日事当日毕。该晒干儿的红薯事先就堆放到河畔，然后就一筐一筐先在河里把红薯洗干净。这事儿一般以我为主来干，然后以凯林为主扠片。扠片工具是一个中间空、带刀片的木板，像刨子一样，有搓衣板大小。扠片时人坐在木凳上压住板子一头，一手扶板一手拿一个红薯在上面往前推着刨片，效率极高，只是时刻要小心刀片伤手，因为刀片锋利的很，把手刨一下真是不得了。刨好的红薯片都就近就地摆在河滩干净的碎石上。这活主要是维哲干，他手脚麻利。跟前摆满了，凯林就挪个地方，一直到把该晒干的红薯刨完。凯林干这活儿得心应手，快得很，我一筐一筐不停地把洗过的红薯提到凯林跟前，拿走空筐子，维哲不停地挨齐找地方摆放。三个人配合默契，从来没有干不完拖到第二天的事情，把同在河滩上晒红薯干的社员们羡慕的不得了，说队上谁家也没有这三个"大学生儿"干得快，红薯片儿摆的都是好地方。
还可说说我们红薯窖立功的事。我们把准备窖藏的好红薯作了精选，不仅要无损伤，还要大小适宜。因为大个儿的易坏，且坏一个大的好可惜，所以特大的都刨片晒成干儿了。在窖里存过红薯的人都知道，一般几天才去取一次红薯。窖不宜老打开盖子下去人，因为折腾多了红薯容易坏。而红薯要是坏起来那是快得很，甚至几天就足以烂掉一整个窖，往往是一发现就晚了。我们每次下窖小心翼翼，及时检查，看到稍微可疑的立即捡出，防止个别坏了的传染到全窖。
由于红薯是一块儿地一块儿地挖，当天全部分完，所以下窖是陆陆续续进行的。生产队给我们的窖特别大，也比较深，这是多年来洗出的结果。窖里面有点儿像一个大手掌的形状，中间掌心部分是一块儿空地，用作上、下人存取红薯的活动场地，周边挖有多个分支，每个分支宽一米左右，好几米长，像手掌的多个指头一样，伸向各个方向，越往里头就越窄越矮，这每个分支就是存放红薯的主阵地了。我们仨也认真地把这个红薯窖琢磨过，要因地制宜来利用，面积大，咱就不把红薯堆起来放，而是先在每个分支一个一个摆上一层，中间还留出一尺左右的人行道，便于取也好检查，有坏的及时清除。在第一层红薯上撒上一层土，刚好能利用一些洗下来的一堆土，然后再摆上第二层红薯，再多撒上一层土，我们的想法是保温及红薯间的隔离，几千斤红薯只摆两层，这是别人家所做不到的，谁家也没有这么大的红薯窖。
人常说如果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但反过来，要是好运来了，还真是挡也挡不住。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大破窖竟然一鸣惊人，给我们仨送了一份大礼。这一年我们的红薯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坏的，而队上别人家的红薯存放不久就不停地开始坏。更糟糕的是队上存的准备下秧子的红薯种子也不停地烂，到了快该育秧子时竟然无红薯可用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敢误种红薯?无奈之下队长找到我们说，队上的种薯全烂了，社员们的红薯几乎家家都有损失，只有我们仨的红薯保存得好，量也大，队上开会决定用钱买我们的红薯做种薯用，提前要订下来。那还有啥说的，我们马上表示同意，这是我们的光荣，义不容辞。什么买不买的，咋用都行。队长没想到我们这么痛快，连连说:"大学生儿觉悟就是高，大公无私。"这话传出去后，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全三队的社员都高看了我们一眼。
红薯窖给我们立了功，我们仨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可说句心里话，到現在我也没有弄明白，当年的运气咋那么好?
结缘糊汤恨与爱
商南当地人把细包谷糁叫"糊汤"，把煮红薯拌上细包谷糁叫"红薯糊汤"，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错?但里面存在个"生熟不分"的问题，你在商南买细包谷糁，你得说"买糊汤"，你如果说"买包谷糁"，他们就弄不明白了。我听我妻子讲过(她家当时是商南铬矿的，从东北全家调陕)，刚到商南时第一次跟她妈同去县粮店买粮，跟西安一样，也有40%杂粮，主要供应"糊汤"，除了拿几个装粮口袋以外还专门提了个铁桶准备装"糊汤"，到粮店装粮时人家问:"糊汤装哪儿?"她赶紧拿桶接着，一边心里直纳闷儿，这不是细包谷糁吗?忙着说:"这桶是装糊汤的"，人家说这就是"糊汤"，经一番解释才算勉强接受了这一"名称"，原来粮站的"糊汤"没有汤呀?
商南人熬糊汤比西安人讲究得多，首先商南都烧柴禾，而西安市用煤。不管用啥煤，都比不了柴禾，柴禾的火可硬可软，而煤火总是没有柔和劲。再加上商南做饭的锅很大，固定在灶台上，搅拌糊汤时特别得劲儿。用的工具也有区别，商南有熬糊汤用的糊汤叉子，在西安是见不到这东西。我们下到生产队以后也入乡随俗，自己做了个"糊汤叉子"，用比较坚硬的树枝，像一个大的弹弓架子，总长在一尺五以上，把儿粗一些、长一些，要够两个手握住，前边分出两杈，相隔约三寸，如手指般粗细，在大锅里搅起来那真是得劲儿，把啥都能给搅香了。还有一些其它讲究也得遵守，不能胡来，比如只能往一个方向搅动，不能来回转圈儿；熬一阵儿发现稀了不能中途加糊汤，稠了也不能中途加水，这些问题都要事先把握好，做的时候得一气呵成。没有加煮红薯的叫"白糊汤"，这种吃法儿较少，因为队上分的总是包谷少，红薯多，别说"白糊汤"，我们仨连红薯糊汤都拌的总是稀，只怕糊汤吃完了，光剩红薯怎么办?
那年头儿啥都缺，连碱面儿都是凭本儿定量供应，偶尔我们从西安弄点儿回来分给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他们可高兴了。因为老吃糊汤，碱面儿就不够用，而当地人就把灶坑里的草木灰掏出来放盆里用水搅拌，沉淀后用上面的清水当碱水用，我们做糊汤也这样用过，跟碱面一样好。
做红薯糊汤一般不用碱面，煮有鲜红薯的糊汤其实也挺好吃，只是若天天吃，有时几个月都这样，还没有什么菜，那日子就难受了。有时实在受不了了，就向房东要点酸菜啥的换点儿口味，有时侯给糊汤放点儿盐，还有时候放点儿糖精。唉，实在是要啥没啥，凄惶得很。
我在商南连下乡带后来就地参加工作共待了六年，红薯糊汤彻底把我征服了。在生产队时"只有吃它，只有它吃"，叫人爱恨交加，爱它是假如没有它，就无法度过那些缺粮少饭的日子，它就是赖以生存的"主食"。恨它是经常几个月天天顿顿吃它，直吃得你不知道除了它世上还有其它也能吃的东西。想换换口味的欲望强烈到你现在都难以理解的地步。
不过人的适应能力也强，后来习惯了，反倒爱上了，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爱吃红薯糊汤的习惯。只要是有红薯的季节，隔三岔五就要吃一顿解解馋，如果哪天想吃了却没有吃着，还只觉得心里放不下，连胃都跟着不舒服，得想方设法补上一顿，才算完!
"糊汤"也彻底地叫顺口了，到现在都改不了口。回西安也好几十年了，为这叫法有时还得给人解释:"就是包谷糁，就是包谷糁!"
除了糊汤，还有一种玉米食物是"浆粑"，这可是青黄不接时的救急口粮呀。
秋天收包谷是我们知青和生产队全体社员翘首以待的日子。队长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每天在地里转，看哪块地的包谷先熟，就先收哪块地，但在正式收包谷之前，许多社员家也和我们一样，要揭不开锅了，眼巴巴地等着吃第一口秋粮。这时大部分生产队都会采取应急措施，先扳回一些快要成熟的嫩包谷分给大家，以解燃眉之急。当地人的吃法儿，可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直接煮着吃就是了，他们认为那样吃太奢侈、太浪费。社员们都是把包谷粒剥下来磨成糊糊，叫"浆粑"，这样喝稀的比较节省，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完全是出于无奈，粮不够，水来凑。入乡随俗，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也就这么吃，因为分给大家的包谷真是太少了，勉强糊口而已。但这"浆粑"特别不耐饿，像咱关中的"浆水鱼鱼"或者"搅团"，只能把人"哄上坡"，就是把肚子喝得再胀也耐不到下顿饭，人人都饿得前心贴后心。再就是这东西头一天味道还好，很快就发酵发酸，还夹着一种说不清的"酸臭"味道，反正是不好吃。大家都这样凑合，巴望着成熟的玉米接上茬。
（待续……）（ 2019年8月 于西安）
作者简介：宋亚南，陕西西安人，1951年出生，西安市六中五年一贯制69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随学校安排到商南县清油河公社下乡插队，后招工到位于本县的“冶金部商南铬矿”工作，四年后随单位碾转在汉中“汉江钢铁厂”、西安“中钢西重"等企业的质保部门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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